UABB盐田云讲座 | Vol.1 与握手302共探深圳历史文化与地理
盐田分展现场展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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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海岸与岭南文化地理联系起来看时，就能够发现岭南文化地理有它的“中心”和“边缘”。一方面，岭南不仅是明清两朝的南部边缘，也处于南洋文化地理的北端。另一方面，南洋社区非常多元，岭南华侨不仅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还带回了对文化地理的新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重塑了本地的文化地理。沙井、观澜、深圳、沙头角等古墟代表了深圳不同聚落的文化地理，让我们意识到明清岭南文化地理还存在着其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1866年的新安县地图显示了沙井、观澜、深圳、沙头角等墟的位置，还标识了新安县的县城南头。新安县的每个古墟，都对以水为中心的文化地理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沙井墟是珠江三角洲文化地理的典型代表；观澜墟位于同属珠江水系的东江流域，也是羊台山脉最大的客家集镇；深圳墟位于深圳河口，是以深圳湾为圆心的文化地理的东部中心；沙头角是成长于沙头角海（大鹏湾的进口）附近的社区商业中心。
《岸线与边缘：水生金》将探索深圳的文化地理。对中原地区的北方人而言，海洋是国家的边缘，因此岭南沿岸在明清两朝的正统学说中被描述为中原的东南边界。然而，对生活在岭南的民众来说，海岸是社会的中心，其内地山区才是“边缘”和“偏远”之地。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岭南文化地理中，乡村的地位和它与海岸线的距离有关。本地的乡村大部分是“两栖”的，一部分资源是田地，更重要的一部分资源是海岸的码头。不过，这些乡村中，位于山区，交通不便，耕地有限且完全不靠近海岸的“客家村落”；以及住在船上，只可以上岸卖鱼、购买食物，以及躲避风暴的船民（也称为“疍家民”），则是其中的例外。
1866年新安县地图
1978年前，宝安县的文化地理由广府、山区客家、围头、大鹏等四个文化片区（其中南头话属粤语的一种）
这种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是深圳文化地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基础。右侧下方地图展示的是1978年深圳的各个方言区，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前的，尚未变成寸土寸金的大都市的深圳之前世——宝安县以水为中心的农村社会文化地理。
在《岸线与边缘——水生金》中，我们不仅探索水井、河流、海洋等水体在深圳文化地理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还试图通过地图和照片追溯这种文化地理的变化是如何被呈现的。这个角度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水为财”这种本土表达以及它背后沉淀的地方性知识。
沙井，地图风格：清朝
“广府”的文化地理有什么特点？
也许有人会问，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的文化地理难道会有区别，不都是说粤语的广东人吗？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如今被我们称为“广东”的地域，其实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珠江东、西两岸不同的文化地理。由于淡水资源丰富，生活在珠江西岸的人们有条件将沙田围起，引入淡水而改为水田，继而将水田建设为稻田和鱼塘，因此也构成了广州周围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以及由河网切割划分的冲积平原的特殊地理风貌，形成了自西南的“五邑两江”地区经广州，向东南辐射至东莞的典型广府文化地理。相比之下，珠江东岸沿线几乎没有可通航的河流，淡水资源也很有限，换言之，新安县（今深圳香港两地）并没有条件形成第二个“广府”。因此，虽然深港的传统文化地理，如讲粤语，与主流广府文化有许多共同点，但是深港的文化地理与主流广东文化地理还是存在着重要的不同之处。
从组成珠江三角洲的水系地图，可观察到西部沿海地区“水资源丰富”，而东部沿海地区是“水资源贫乏”。
珠三角水系分布图
与盐有啥关系？
由于咸水资源丰富，珠江东南岸最早是作为盐田被开发的。1700年前的南头古城就是因此而建立的，它原来是晋朝国家盐督官的所在地，职能是收集和分配这里所产的海盐。此外，为了控制盐的走私，政府在盐场周围建立了限制区，禁止普通百姓在这些地区定居。这些法律同时也限制了有盐田的沿海地区的发展。因此，翻查有关深港这一地区的早期文献资料就会发现，整个王朝时期这里的居民从事的几乎全是和盐的生产、收获和分配有关的工作。
根据张一兵所著的《深圳通史》，深港地区的盐场发展最盛期，有位于深圳的归德、黄田、东莞（今南头）、叠福等盐场，以及位于今天香港离岛区的官富、海南（今大屿山）等盐场，它们都有紧贴海岸的盐田。其中归德盐场的盐督官就在今天的沙井三沙村的附近（“衙边村”）。
1789年“改埠为纲”，将盐田彻底拆毁前的东莞盐场分布图
清乾隆年间（1735-1796），人口膨胀导致广西大规模的毁林开发，因此水土流失造成了珠江的泥沙淤积。随着珠江河道淤泥的积累，三角洲也在扩大同时导致咸水后退，这也意味着盐田的规模缩小，盐业回报不足。为了应对这个状况，政府重组了新安县的盐田，然而收效甚微。于是在清代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政府实行“改埠为纲”的政策，将盐田彻底拆毁，灌水养淡，改做稻田。从此沙井蚝民的养蚝业得以大规模发展。
沙井蚝业的文化地理如何？
不知你是否好奇过，我们今天所说的“沙井蚝”、蚝油、蚝干等，都是从哪里来的？其实，现在深圳宝安机场的所在地，曾经就是“沙井蚝”的“出生地”。蚝民在这里抓蚝苗，接着将一岁的蚝转移到位于虎门外的合澜海的“生长”田，到蚝四五岁时的秋季，再将蚝运到沙井周围的咸淡混合的水面催肥，并于春季收获加工为蚝干、蚝油等产品，卖到广州以及南洋等城市。“沙井蚝业”最基本的生产、外销流程即是如此，它在清朝时就已经出现，是本地盐业退化带来的重要转变之一。
听起来简单，但蚝业除了要备舢板船、木制泥橇、钳子、去壳锤、竹竿等工具外，还需要具备投资成本、四至五年养育蚝的时间、商业网络等经济条件。因此，蚝业其实是一个“社会化”的生产体系，它的生产单位不是一户也不是一村，往往涉及了整一个家族。
在盐业逐渐被蚝业取代的过程中，沙井陈氏就因为家族体制、蚝业技术、金融来源等条件，迅速壮大了养蚝的势力，扩大了蚝业经营，成为蚝业“大佬”。至1770年前后（甚至在盐场取消之前），他们就已经将蚝田开到了深圳湾。珠江东岸深港地区的文化地理也因蚝业的发展，而由盐逐渐转向以蚝为核心。
沙井蚝属于“近江蚝”的一种，在沙井地区人工养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
沙井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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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 Shenzhen
下图标记了明清时期福建、两广、华侨水手的“海岸老家”。其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深圳受到福建广府两种文化的影响；二是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也存在着古老的海洋文化贸易商业是它们分享的海洋文化地理的中心。
为什么是“东门”而不是“深圳”？
建国后，今天东门所在的深圳墟改为深圳镇。1950年，罗湖口岸被正式定为国家对外开放口岸，从此罗湖桥承载“国门”的 使命。1953年，宝安县县政府从南头迁至深圳墟西侧(蔡屋围)，县政府的办公楼位于今天的罗湖书城一带，对面的地王大厦就是宣布特区成立的广场。因为罗湖口岸成为中英边境的重要检查站，所以迁县的决策再次加强了深圳墟的重要性。
1979年，广东省将宝安县升级为市，该市以县城的名字命名为“深圳”。1980年，深圳市被划为经济特区时，继续沿用了“深圳”的名字。在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蛇口、南头、宝安和龙岗的居民仍然指旧城区为“深圳”。但是，随着1999年政府对旧街的改造和对东门步行街的指定，“东门”这个名称逐渐取代了“深圳墟”，成为代表这一区域深圳文化地理的地名。
哪些事情塑造了本地文化地理？
东门一直是传统上的贸易集散地，它的前身——深圳墟——是深圳地区最早和最大的墟市之一。历史上的深圳墟诞生在“南塘村” 所在地。大约明正德五年(1510)间，深圳墟的雏形，在蔡屋围、向西、湖贝、黄 贝岭、西岭下、莲塘、布心、草埔、田贝、向南、叶屋等村落的中 心地上落成，由于建成于“一口塘的南面”，得名“南塘村。 南塘村的居民多是因避战乱或天灾迁到此地谋生的中原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南等九个省。直到康熙二七十年（1688年)深圳墟的名称才首次出现在在历史文献中。
早期的深圳墟筑有围墙，其“东门” 位置在今解放路和东门中路的交叉处，此外还有三个门:西门大致在解放路和广深铁路交叉点东侧100米 的位置，南门在今天的深南大道上，北门则位于深圳中学和财经学校南边的沼泽地。深圳墟有围墙的原因，主要是位于深圳墟东北两门之外的湖贝村、黄贝岭村、向西村的张氏与位于深圳墟西南两门之外的蔡屋围村的蔡氏和罗湖村的袁氏等一直为争夺深圳河码头的商业利益，以及控制深圳墟围子里面的生意不断地发生冲突而造成的。最终，以黄贝岭张氏获得强势，湖贝村的张氏获得管理墟市的公平秤的权利告终，大家今天在东门步行街的中心看到的“巨秤”雕塑，据说就是当时湖贝张氏垄断深圳墟“公平秤”的再现版本。
东门的跨时代魅力
如今，湖贝村南坊的古村部分，占地面积约 16000 平米，里面有78处传统风貌建(构)筑物，更具地方意义的，是其保存完整的三纵八横的传统布局。湖贝村紧邻的深圳核心商业街区“老东门”，则是湖贝古村张氏祖先在明代开设的深圳墟市的一部分。在特区内绝大部分旧村都在上世纪 90年代就拆除殆尽的情况下，湖贝古村意外地存留到现在，虽环境脏、差、基础设施欠缺、建筑也够不上各级文物保护标准，但仍是深圳乃至中国一线城市中唯一在中心城区完整幸存并仍然活着的古村。
湖贝古村的三纵八横完整格局，以及怀月张公祠的位置
“没逛过东门，等于没到过深圳”。这句话曾经是香港回归前深圳居民和游客的共识。当年，逛深圳东门和逛北京王府井和上海城隍庙会有什么区别呢?三个字:个体户。老特区的文化地理中最典型的身份之一是 “个体户”。计划经济时期，个体的身份跟单位或集体相关，没有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上世纪80、90年代，“个体户”是一个有贬义的新身份。在计划经济中，个人要通过单位获得房子、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反而，个体户没有社会依靠，要凭自己的努力创造生活条件。简单地说，个体户要通过刺激消费者的欲望给自己创造生活条件。因此，老特区的商场都有一 定程度的“灰色”交易。也不奇怪，个体户所卖的西装、港货和台湾流行音乐等物品都闪现着个人的欲望，而欲望一直“跟着感觉走”。其实，在老特区，一 个人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程度，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标准。在这种越来越普遍的“价值观的转化”中，产生的很多社会焦虑和示范都被转嫁到个体户的身上，呼应了本地早期的海洋文化。
新的消费文化在“深圳二代”身上体现得最明显的三个标记，是工人文化宫游乐园、麦当劳和“八+八”这三个新的消费场所。
深圳市工人文化宫始建于1953年，是当地的娱乐之根，也是深圳最早的旅游规划之一。毛泽东曾经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市政府在制定旅游发展的规划时，就延伸了“五湖四海”这个概念，因此也影响了特区新文化地理的形成。其中， “五湖”，就是东湖、银湖、西丽湖、香蜜湖、石岩湖。所谓”四海”，即指大小梅沙、蛇口、大亚湾、深圳湾。当时的理想是推进新的消费模式，所谓的“乐园”则属于初代消费模式。
深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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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在东门开业。 开幕当天的照片表明了深圳人对世界上最知名的快餐店的兴奋和好奇心。然而，成年人很快发现他们实际上并不喜欢麦当劳的食物。 相反，西方快餐的真正客户是儿童，就这样，“薯条”成为深二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到了90年代，深二代已经走上社会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消费能力。在东门的文化地理中出现越来越多以未成年人为市场目标的消费场所。建立于90年代末的8+8，就代表了这种专门为未成年建立的消费场所，让他们在属于青少年的空间“联系”如何在市场发现欲望的对象，以及想办法通过市场满足自己欲望的活动。通过这种行为，深二代也学会了“阅读” 其他人所表现的欲望。
观澜 | Guanlan
客家人如何到新安县？
随着迁海令（1662-1669）的解除及广东盐业的解散（1789年），来自梅县和潮汕地区的移民通过河流和山径进入新安县东部。这一批移民被称为“客家人”。他们定居在远离珠江和南头县城的山谷里。随着这些村庄的发展，这些移民的后代从深圳东部向珠江三角洲迁徙，最终与“本地人”相遇并产生资源争夺的问题。 在“土客械斗”（1855-1867）期间，这些冲突最激烈。围村、碉楼等建筑物遗址，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土客冲突”造成的文化地理最突出的代表。
康熙期间粤东客家人沿着东江、小河流和山径来到深港地区。本地最大的山谷河流是观澜河，发源于大脑壳山，向北流经游松、清湖和观澜后，北流至东莞塘厦汇入东江，是深圳东北区比较重要的交通资源，山谷的耕地也较多。观澜古墟位于羊台山脉东侧。一位叫邓坤的有名的风水先生，云游到观澜河东岸，看着波澜壮阔的河水，大赞好风水，因而流连于此，每天清早坐在河边“观望波澜”，并在这里建了观音庙，“观澜”一名因此产生且传承至今。
如今，我们将深圳视为“移民城市”，却忽视了其悠久的移民文化史。右侧地图展示的是客家人五次迁徙的路线。
客家人从中原往南方五次迁徙的路线
那么，过去的观澜墟有究竟有多重要呢？
19世纪末，观澜是新安县四大墟之一，其他三个是沙井、深圳、沙头角墟。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我们看到这四个墟都位于不同水体交汇之处。沙井墟在珠江东岸，深圳墟在深圳河口（入深圳湾之处），沙头角墟朝着大鹏湾，观澜墟挨着观澜河。
从前，观澜墟是惠阳西部、东莞南部、深圳东北部等地区的贸易中心。古墟面积为26,000平方米，包括十条从河流延伸并平行于河流的马路。每条街都有专门的商业类型。例如，观澜大道是文化中心，有学校、书店、影楼等机构。还有一条专门从事纺织品买卖的街道，30多家商店专售从香港进口或本地生产的布料。古墟的建筑兼具中西建筑的特色，令人想起南洋街景。最着名的华侨建筑是巩义酒店，这座四层楼的酒店建于1923年，有罗马柱和拱廊，是一座红色的巴洛克风格的豪宅。墟里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碉楼，它们保护了观澜墟免受山贼与河盗袭击。观澜曾经有十五座碉楼，如此大的建筑投资（还有民兵的费用），说明了当时这个区域存在着的不稳定性及其给该地文化地理造成的影响。
九广铁路如何重建了宝安县中部的文化地理？
深圳的文化地理由海岸、平原、山区三个部分构成，以海岸连接着平原的区域为主，这让沙井、福永、固戍、西乡等地拥有了丰富的海陆资源。罗湖、福田、香港新界围绕着深圳湾，也有耕地。此外的深港其他地区基本都是山区，山谷河流短小，耕地也不多，交通不便利。然而，1911年，从罗湖到广州建设了九广铁路的中国段。 九广铁路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新安县和邻近的东莞县的文化地理，因为它刺激了新安县中部集镇的发展，包括布吉、李朗、平湖、东莞樟木头等“偏远”的客家村落。换言之，铁路充当了改变深港地区的历史天平向珠江沿岸定居点倾斜的“砝码”。
难道深圳文化地理还兼具海洋和内陆双重属性？
所谓“中心”和“边缘”。 岭南不仅是明清两朝的南部边缘，它也是南洋文化地理的北缘。不仅如此，因为南洋社区非常多元化，所以岭南华侨不仅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当他们回乡时也带回了他们留居地的文化地理特征，因而重塑了本地的文化景观。同时观澜古墟代表的本地边缘文化——山里的客家人族群，也让我们意识到明清岭南文化地理存在着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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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头角 | Shatoujiao
《沙头角地图》的创作参考了19世纪后期的航海图。地球表面近四分之三的部分是海洋，海上贸易历史悠久。曾经，海岸线的知识属于“本地知识”，非本地水手很难找到安全的水路。外地水手们只能依靠当地人来引导他们进出狭窄的通道和安全港。在船上，维度可以用天体导航法来确定，但是因为无法准确测量纬度，所以只能依靠估算。经度是用比较水手的起始位置和新位置之间的时间差来测量的。实际上，十八世纪初即便是最好的时钟，每天也可能会损失多达10分钟，这会造成242公里（150英里）或更大的计算误差。这种情况，在1764年，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1693–1776）发明航海天文钟，和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1728–1779）于1779年环绕地球航行后，发生了变化。当库克返回英国时，他利用天文钟计算的经度被证实误差在13公里以内。如今，水文统计图不仅包含了有关纬度和经度的信息，而且还能够呈现有关海床的信息，从而使地图变得本地与外地人均“通用”，成为可能。
上图显示了在导航技术使世界旅行成为可能之前的九个主要海上贸易区。 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亚洲大陆以外，贸易都集中在港口城市，使海岸线成为区域贸易的中心。
哪些事情塑造了沙头角的文化地理？
在迁海令（1661-1668）解除后，滨海客家人的祖先才落脚沙头角海和大鹏湾。因此到了下一世纪，这些村落的人口仍旧相对较少。但是，18世纪时，沙头角海岸边的客家村落结成联盟，在19世纪初还建立了“十约”。十约旨在让沙头角变成一个独立的社会。不过，18世纪沙头角村民必须去深圳墟赶集，而不能在家乡附近开市。去深圳墟赶集时，他们沿着狭窄的山径穿越了梧桐山，来回的路上要花一天的时间。但即使这么辛苦做买卖赚的利润大部分还是归了深圳墟。转眼过了三十年，大鹏湾地区尤其在沙头角海岸附近的人口急剧增加，因此具备了开墟市的条件。于是，大约在1825-1835年之间，十约构建的沙头角村民共同体通过填海建立了东和墟。新兴的东和墟让沙头角的滨海客家人越来越有能力按自我意志和行事原则分配一定的社会福利，包括资助建立学校，建造寺庙、炮楼、码头等公共设施。
上图是19世纪东和墟的布局。据传教士提交教会的报告，当时东和墟很繁荣。且直到上世纪20年代前，这里都在持续生产着海盐。
建了东和墟后，沙头角的村民和深圳墟还有关系吗？
深圳墟位于深圳河可以通航部分的最尽头，从珠江过来的船可以很顺利地通过后海湾（今天的深圳湾）到达这个本地最繁忙的墟市。但是，深圳墟没有直接联通大鹏湾的水路。走水路从深圳墟到东和墟，只有从后海湾绕道香港的九龙半岛，这要多走150多公里。不过，如果选择梧桐山的山径，二者间就只有10公里的距离。所以即使在东和墟建立之后，沙头角村民也仍然会在深圳墟出售大米、鲜鱼、盐等三种重要商品。而根据英国研究人员帕特里克·哈斯（Patrick Hase）的说法，因为商品在沙头角卸货和装船，然后通过梧桐山运送到深圳，所以沙头角也可以看作是深圳墟的东部港口。
新边界对沙头角有怎样的影响？
1898年，英国提议沿沙头角河到沙头角海的出口划出新的边界，不过这条边界会让除两条村以外，达成了十约的其他村都划归香港新界。因此清政府拒绝了这一提议。而后通过谈判清政府与英国人协议，沿着东和墟划一条新的边界。这样一来，通往沙头角的唯一途径——沙头角大桥就被分成了两半，一半被划在了在新安县，另一半则在英属殖民地香港，东和墟和新安县的其他地区也因此被区隔开来。这也导致了无论从陆路进入沙头角，还是从水路到东和墟，都是在经过香港。实际上，这就让东和墟的买卖被纳入到了“进口”和“出口”的外贸中，村民还得缴纳相应的“关税”。
日常的集市交易突然变成了“国际贸易”，这种新情况激怒了沙头角的村民。如果村民们从新界越过沙头角桥去买一头牛或猪仔，他们就必须为“农场动物”缴纳出口税。如果他们带些布料到东和墟找个裁缝做条裤子，就不得不为布料支付进口税。过去沙头角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是甘蔗。甘蔗成熟后通常被送到深圳墟附近进行加工，然后制成白糖被带回东和墟出售。突然间，这项业务变成了“向新安县进口甘蔗”和“向香港新界出口白糖”。同样，在香港水域捕获的鱼被“进口”到东和墟，并且加工后的干鱼要“出口”才能回新界的厨房。
毋庸置疑地，所有这些进出口税都对沙头角村民们的生活造成了额外的损失。所幸，1925年东和墟从中国边境的一侧移至英国一侧，才让沙头角的村民们避免再为日常生计支付关税。
沙头角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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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深双展盐田分展场以「对流城市」为主题，选址于盐田综合保税区沙头角片区（简称“沙头角保税区”）。“对流城市”呼应了本届深双主展场的主题“城市交互”，“对流”即“交互”的形式之一。展览将呈现历史与现代科技在此交汇冲击，保税区的边界将被打开并与城市空间融合，“对流城市”将奏响盐田蜕变的序曲。
定位地点：盐田区海山路沙头角保税区西大门
停车地点：盐田区壹海城一期停车场
主 办 单 位 | SPO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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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Yantian District People's Government
承 办 单 位 | ORGANIZER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盐田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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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 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以“城市\建筑”为固定主题，以关注城市和城市化为使命的双年展。2019-2020深双盐田分展：「对流城市」已拉开帷幕，敬请保持关注！